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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款罪刑事拘留a非法吸收公款罪怎么判刑a天河區刑事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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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辯護詞

其次，從有關司法解釋來看，XX公司借貸主體以及借貸利率合法。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一條明確規定“公民與法人之間的借貸糾紛以及公民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借貸糾紛，應作為借貸案件受理”;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中明確規定“公民與非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屬于民間借貸，只要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真是既可有效。”由此可見，企業是完全有權向個人借貸的，XX公司作為企業具有向個人借貸的民事權利能力，借款主體合法。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六條規定：“生產經營性借貸利率不得高于國家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取締地下錢莊及打擊高利貸行為的通知》第三條規定：“民間個人借貸利率由借貸雙方協商確定，但雙方協商的利率不得超過中國人民公布的金融機構同期、同檔次貸款利率的4倍”。從借據上看，XX公司借款約定的利率大都是銀行貸款利率的1倍多，不超過2倍。因此，XX公司對外借款對利率的約定并不違法。
第三，從實質內容來看，XX公司的確是借款供自己發展生產以及辦教育使用，而不是挪作他用或者轉貸給他人。XX公司在孫某先生帶領下多年來勤勤懇懇發展生產，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如今資產上億元的大午集團。在民營企業普遍貸款難背景下，民間借貸為XX公司成長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XX公司的借貸行為基本上局限在員工、員工的親朋好友以及有經常經濟往來的臨近鄉親中間。
出于防范金融風險以及公序良俗的需要，我們當然認為民間借貸需要規范。這些規范除了前面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以及人民銀行通知涉及的借款主體、利率的限制之外，還包括1998年國務院第247號令頒布的《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該《取締辦法》把“向不特定社會公眾”借款的行為界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并決定給予取締和制裁。
且不論該行政法規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界定是否合理-我們將就此問題在后面進一步闡釋，至少可以確定的是，該行政法規并沒有清楚界定到底什么是“向不特定社會公眾”借款的行為，更沒有充分考慮和民法上的借貸關系相沖突的問題。公司的員工算不算不特定社會公眾?員工的親朋好友算不算“不特定社會公眾”?與公司有經常性經濟往來的附近村民算不算“不特定社會公眾”?沒有任何法律依據能夠證明公司借款的邊界到底應該在哪里。既然沒有這樣的法律依據，那么公訴方憑什么認定“非法”的數額?
XX公司成長在中國農村，借款對象絕大部分都是與公司員工有著沾親帶故的關系或者他們是XX公司的客戶-很多農民每年都把自己產出的玉米賣到XX公司，事實上XX公司所謂的“吸收存款”也正是從村民挑來玉米暫時不領走現金開始的。從我國的現實國情出發，對于一個成長在中國農村的企業來說，這些沾親帶故的或者有著業務往來的周邊村民就屬于“特定對象”，屬于合法的借貸范疇。
針對公訴人提出的涉及523戶總計1400多萬元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我們經過了部分取證查明，其中有283戶與XX公司員工有親友關系或者有經常性業務往來。我們認為，這些農戶都屬于XX公司合法的借貸對象。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的調查取證工作遇到了重重人為設置的障礙。我們來取證的律師在XX被以“非典”的名義多次盤查，取證律師在一些村莊里聽到村大喇叭公開威脅村民不準給XX公司提供證據，為我們提供證據的張某等三位XX公司員工在律師離開的第二天就被刑事拘留，至今仍被關押。重重障礙導致取證工作難以進行，對此，我們對本案證據保留提出質疑的權利，同時對與公訴人認定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數額持不同意見。
至于XX公司“非法”借貸的范圍最后如何確定，無論數額到底是多少，我們認可依據至今仍然有效的《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進行的處罰。但是，我們必須提請有關行政機關在進行行政處罰的時候，應當注意到行政法規和民法中民間借貸相矛盾的事實，從根本上說，是法律內在的矛盾導致當事人觸犯了法律。事實上，XX公司決定在附近村莊借款的時候，也曾經咨詢過法律專業人士并且已經按照律師意見進行了規范，這說明被告人已經盡了注意的義務，至少說明，被告人不具有違法的“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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