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其雙方之間存在租金給付的民事糾紛，結合王某接管該房屋及機器設備系在其申請解封之后的時間點，可以認定王某的行為更加符合對債務人財產進行看管，限制債務人轉移財產而保障其債權得到順利執行的主觀心理。被告人王某的強制性代管行為雖非出于債務人自愿，但當天李某已經知曉，且在之后的較長時間內李某一方并未向法院提起侵權的民事訴訟，要求王某停止侵權行為，故可以認定在雙方之間已經形成了事實上的代管財物關系。
在代管財物法律關系中，代管人對代管財產負有代為看護、保管的義務，因財產所有權不屬于代管人，保管期間對代管財物造成損壞、滅失的，應當對財物所有權人承擔侵權的民事責任。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在代為保管被害人張某、李某財物過程中，未經財產所有人許可，私自將代管財物轉移、變賣，其行為不符合公訴機關指控盜竊罪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竊取的犯罪構成要件，故對公訴機關的指控本院不予支持。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王某行為不構成盜竊罪的辯解本院予以采信。
經濟活動中，一般情況下，基礎的法律關系對行為人行為的性質有直接的影響。比如，侵占罪和盜竊罪，行為人主觀上都是為了占有對方財物，客觀上都有占有對方財物的行為，但盜竊罪的最高法定刑是無期徒刑，而侵占罪的最高法定刑是5年有期徒刑，二者的法律后果差異巨大。相似的行為，之所以最高刑罰一為無期徒刑一為5年有期徒刑，就因為侵占罪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存在基礎的民事法律關系，犯罪人是公開占有了已經由其保管的被害人的財物，被害人的財物即使被非法占有，侵害其財物的犯罪人也明確，易于追究責任；侵占罪只能發生在具有代為保管財物的法律關系的人員之間，這些特征都決定了侵占罪危害社會的嚴重程度，遠遠低于盜竊罪。對于發生在經濟活動中侵害他人財物的行為，只有結合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基礎法律關系的性質，才能對行為人的行為作出準確法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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